策展人：李章旭

出品人：孙永增

展览总监：曹茂超

策展助理：沈菲菲

主办：白盒子艺术馆

白盒子艺术馆   2014年12月6日 – 12月25日

白盒子艺术馆将于2014年12月6日呈现李暐个展《风险社会》。“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出的，书中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进程模式敲响警钟，将现代社会诠释为没有“社会处方”的风险社会，也即是现代社会的人类生存的风险因素。

艺术家李暐也关注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在短短的30年里，一味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物质财富，而对这种现象引起的潜在的风险因素的不断上升，进而导致当代社会的失衡问题置若罔闻。他看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存在风险因素，因此他将那些风险因素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进行创作，所以贯通他作品的主要观念，就是“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李暐的行为艺术表演，及他拍摄其行为做记录的方式都是内省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也是反省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摸索克服风险社会的过程。

李暐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忽略重力、物理规则的创作方式，试图揭示经济发展程度和风险度的相关关系，就是说社会越快马加鞭推动经济发展，其社会就会变得越危险不安。这就是目前的现代化发展让我们置身于两难的境地，现代化的成功而导致的影子并不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出现的病理现象，而是在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才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的风险并不是例外的风险，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潜伏的危险。

本次展览集结了李暐最近几年若干件行为作品，并以摄影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此管窥李暐最近的艺术创作脉络，并引起受众对“风险社会”的话题讨论。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 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出的，书中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进程模式敲响警钟，将现代社会诠释为没有“社会处方”的风险社会，也即是现代社会的人类一味追求现代化进程，却不反思在这一进程中隐藏的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因素。李暐也关注了这一点, 他认为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里，一味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物质财富，而对这种现象引起潜在风险因素的不断上升，进而导致当代社会的失衡问题置若罔闻。他看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存在风险因素，因此他将那些不安要素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进行创作。所以贯通他的作品的主要观念，就是“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李暐的行为艺术表演、及他拍摄其行为做记录的方式都是内省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也是反省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摸索克服风险社会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在西方文化潮水般涌进的形势下，试图利用反精神污染运动来勒紧自由化的缰绳。无奈的是，无论政府如何努力都阻止不了这一西方文化潮流及“85新潮”运动的兴起。“85新潮”是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西方文化思潮泛滥后，推动中国重要艺术现象——波普艺术产生的跨文化思潮之一。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85新潮”之所以能在中国兴起，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渴望新思想的艺术家们受到异文化的洗礼；二是当时的艺术家协会等官方机构对在体制内是否接受现代主义这一问题持宽容态度。

1985年分别在北京和拉萨举办的《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个展》作为催化剂推动了自由氛围的产生。与此同时，国际图书展的举办把以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为起点的西方现代思想及现代艺术史在中国社会推广开来，并以此作为引爆剂将自由思想和气氛推向高潮，这一活动同时也刺激了那些既年轻又激进的青年艺术家们，李暐就是其中一个。

李暐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行为艺术的创作。最初他从事绘画创作，后来受到“东村”[1]艺术现象的影响，他把创作范围延伸到行为艺术领域，并通过拍摄记录的方式进行创作。九十年代末期，因意识到通过行为艺术能够非常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社会现实，他开始集中于行为艺术的创作。那段时期，他不断寻找新的方法和材料来表达他的艺术观念，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阶段。像今天许多中国现当代艺术家一样，他们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吸取养料和创造力，李暐也是受益者之一。1999年，李暐发表了题为《绿人，旗》的作品，在《绿人，旗》中，体绘成绿色的李暐红旗作为背景，背靠着旗杆末梢站在空中，以此为开端开始进行忽略重力的空中悬浮作品创作，因此《绿人，旗》不仅是他空中悬浮的创作方式的起点，也是以后李暐作品的母胎。他的作品中猎猎飘动的红旗象征着即将迎接千禧年的中国社会的氛围。艺术家的形象也让我联想起文学家莫言《蛙》[2]中对蝌蚪的一段文字。在小说中莫言这样说过，“我可以将‘Wa’，认为是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

2000年，国际行为艺术日在怀柔举办，这是因为该活动未能得到北京政府的许可，所以改在了怀柔。但该活动吸引了众多海外艺术家及中国的艺术家们的广泛参与，可谓意义深远。在此，李暐中国首次表演多国籍人员参与的行为艺术，就是将每面国旗里打了洞，30多个人的脸装在那个洞，把各国国旗联系起来做成四方10米的大正方形，那30多个人沿着江边一起行进。同年，李暐也进行了另一个行为艺术表演——《镜子》系列。李暐把被镜子和镜头照出来的自己的生活和欲望，与观众以及周围的事物交融起来，使观众感受到分担艺术家的生活和欲望的分量。像俗语“打柱子，应板壁”说的那样，成为回响，打动和感染观众。《镜子》系列作品使李暐在国际上一举成名。

《李暐撞入》系列[3]是李暐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选择用隐喻的方式传递出艺术家想表达的思想和想揭发的现实。这一形式是传统的手法，既不限于他一个人也不限于他的这一作品。不少人说起，《李暐撞入》这一作品令人想起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怀疑说他是否是利用恐怖事件去创作。李暐其他作品也往往使人联想到几个悲剧的事件，譬如：《远离地球的孩子》（2003作）、《20110121-01和谐号》皆是如此。它们常常给观赏者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少人无意识的把某系列作品与特定的事件联系起来，经常被提到的事件有汶川大地震、温州高铁事故。但实际上，这两个作品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创作好了。然则我们从中能发现什么呢？这意味着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社会处处都隐藏着隐形的风险。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它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威胁我们的生命，攻击人类而已。但李暐用艺术家的灵敏的嗅觉发现那种潜伏的悲剧，他将其展示给我们并给予我们警告。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倾听他传达的信息，可以暂时止步回头看一眼并反思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还有时间来调整。

《29层自由度》是李暐2003年的作品，它蕴含中国社会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经历过的变化和影子。居住于北京的外地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他们开始在一个地方安家，过一阵子再搬家。他们在反复这一过程中发现城市的环境越来越好，然而，都市的环境越好，他们能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就越少了，逐渐被排挤到城乡结合部的区域生存。如此，城市化进程诞生了新的都市秩序，较重要或较舒适的空间都被少数的精英群体占有，都市外环的空间被新出现的不断流动的庞大群体包围了。这样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点从面积的公制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农村的公制单位仍然是丈[4]，但都市的公制单位则是平方米。他的作品里，29层象征着被排挤出去的外地人为生存而迫切希望的空间，他们想要拥有的精神物质上的自由空间，若身在受到那种制约和歪曲的空间里，无论是谁都极度希望有双翅膀能自由自在的飞翔。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的，都不太重要。李暐捕捉那一情景升华为行为艺术，向我们要求看到内部的现实问题，也反省当下的现状。不过李暐的创作不仅仅局限于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年，他也创作过关于爱情的系列作品。他动员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将在异性之间会发生的事情折射到作品中。他创作的恋爱、婚姻系列作品在网上盛传，而且还被QQ，微博等的社交网站拿来用作象征配偶的背叛、外遇等的图像。

2005年以后，他亮相《人类止步》系列。他在作品里假设将时间停止，劝说一直向目标全力奔跑的人们，停下来退一步放松，回头看我们走过的路。2005年作《人类止步1》含蓄地表达了疯狂上涨的房价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在他的作品里，妈妈在大厦屋顶的栏杆怀里抱着孩子，爸爸脖子被勒住。这样的悖论却将当代社会问题和其风险准确无疑地表达出来。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源头是房地产，明白这一道理的李暐从摩天大楼－中国发展的一个象征进行创作。《我在》是2011年作，作品里的李暐把身体挤在睡袋里悬吊在半空中，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睡袋被倒悬在半空中的模样令人昏眩，也令人真切地目睹了房地产暴涨把人类推到哪里。

《在前方1》是2006年作，作品主要围绕国际资本涌入的弊害进行的创作。当代社会已按金钱排辈，我们都不知不觉地被金钱赋予了身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经济当局贴上了“富”“穷”的标签，我们老百姓在这样的社会感到无力，失去了方向，有种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走的迷茫感。而与此相反，许多全球化利益集团、跨国公司无形的支配着社会资产，老百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国际利益集团挥舞的权力支配和控制。我们站在的这时代只是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我们服务。李暐好像想把支配这一词语作为话题投到我们，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吗，还是他们想要的发展？”在他的作品里，有一个带着面罩，代表着普通大众的人在环球金融商业集团聚集的香港商业中心被抛出去，蒙面人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在完全懵懂的状态下被告知，被支配。李暐用这样的创作方式引发人们的思考。

《光明之巅》创作于2007年，出现在这部作品的路灯意味着光明。这发亮的灯光象征着未来，但灯光越亮，影子却越暗越深。火焰越强，风险越大。名为希望的亮晶晶的路灯越高，看着那灯的我们欲望越强烈，而欲望越强烈，绝望就会越刺激越疼。2007年，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我们曾品尝过由此带来的喜悦。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当时在其危机的风暴里晃悠的不会是我们吗？不是像灯蛾一样，往最辉煌的火焰里疯狂扑上去的我们吗？

《自由的讲台》创作于2008年，在芬兰表演。表演现场，他还对政治、民族、宗教等的问题做了即兴演讲，但是他不是正立的姿势，而是倒立着进行演讲。这是对21世纪的人类文明的强烈讽刺，他通过行为艺术传达人类的文明并不是那么公平，也不是那么正义。不过目前中国也不例外。“博爱”这一概念过去在中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当今“博爱”已几乎消失了，对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利己主义。用倒置的方式谈论宏观的正义和道理是李暐式的忠告。

《生活在高处8》是2009年作，李暐在北京最繁华的街头三里屯创作了金字塔艺术。金字塔是人类创造的建筑物中最稳定的结构物，李暐将金字塔做成逆金字塔，表达看似永远发展的经济一落千丈，提醒我们警惕背信弃义。

《子弹系列》中李暐指出当今的战争和过去的战争性质不同。过去当进行战争时军人直接参加战场作战，然而在当今社会，作战的方式变成玩游戏似的模式，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战士，只需有个人看着屏幕对焦摁住按钮就结束了。因此，这世界没有一个角落能确保安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哪天就要面临非正常死亡 。这也说明有一个人拥有着过大的权力或影响力，并左右着大多数人。所以它想说的一句话是世界失去了安全地带。

李暐的作品之中也有很多以宗教为题材创作的。他的首个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名叫《悬空的冲突1》，是2011年在西班牙创作的。它不是提前准备好的，而是有一天看到修女们路过王宫偶然得到灵感而去创作的。我们的社会总是有无数的纠纷，从微小之事到宏观的问题，但李暐指出冲突的来源是文化差异，他借宗教的题材将其展示给我们。在2001年创作的作品《我们在》中，教徒们都悬浮在空中，而且脚被捆绑。这不仅是表达宗教与世人密不可分，而且也讽刺了一个世态－人们在现实当中需要的时候去找他们求救，而不需要就被搁置在一旁。

李暐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忽略重力、物理规则的创作方式，试图揭示经济发展程度和风险度的相关关系，就是说社会越快马加鞭推动经济发展，其社会就会变得越危险越不安。这就是目前的现代化发展让我们置身于两难的境地，现代化的成功而导致的影子并不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出现的社会病理现象，而是在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才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的风险并不是例外的风险，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潜伏的风险。因此，我们应该倾听乌尔利希•贝克所指出的观点，要知道虽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可以收获很多物质财富，但其背后隐藏着大型灾难和事件等的风险，走向“新现代”或“第二现代”的路线发展，克服现代化的局限。与此同时，减少科技和产业的负面因素，为了走进“反思的现代化”，重组社会结构，调整风险，分配结构。当下，生活在风险社会的我们与艺术家李暐一起思考，我们需要面对的风险社会最优先的课题是什么。我们该明白导致风险社会的是我们，能解决问题的也是我们。或许成语“解铃还须系铃人”更能确切的表达这一理念。

                                                                                                      李章旭